“非虚构”与“民族志”写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虚构写作在美国文学界兴起,其主要特征是文本形式介于事实与小说之间,而“非虚构写作”本身也演变成了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比如2000年,伯明翰大学文学博士伊丽莎白·哈克隆德就在其博士论文中,追溯了1770-1830年间的五个文本,讨论关于苏格兰、女性、旅行为主题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进入中国是较为晚近的事情,然而,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的专栏,另外,有论者指出,2015年前后,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网络平台也催生了大量的非虚构写作文本,自此,“非虚构”逐渐成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热门词汇。

当我拿到《悬崖村》一书时,很快就联想到了与“非虚构”交叉的另一标签:“民族志写作”。所谓民族志写作,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而产生撰写的具有写作意义的文本,是关于调查地域的文化的描述,一般由人类学家主导。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

而十分令人惊喜的是,《悬崖村》一书恰恰突破了这两个标签的边界。《悬崖村》讲述了一度成为新闻热点报道对象的四川大凉山昭觉县阿土勒尔村在近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近年来凉山几度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其中就有“悬崖村”的图片报道。

此书的作者阿克鸠射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凉山的彝人,彝汉双语作家、诗人、记者,同时也在昭觉县委宣传部任职。如果折射到文本中,恰恰是他作为田野调查者的身份。在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无论是大凉山彝族题材的诗歌,还是彝族题材的小说,很多是汉族作家的创作,我将其称为“外部视角”对凉山的描述。而阿克鸠射是第一位用民族志和非虚构写作的彝族作家,基于“内部视角”的思考尤其珍贵。正如他本人所说:“悬崖村,在大凉山的地图上也只是一个芝麻小点。然而这一小点,却蕴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2013年到访悬崖村起,我从‘脐带’那边的文化母体开始寻觅,一直追踪到今天。我自信,我忠实记录下的悬崖村故事,会像一滴水映射出阳光一样,成为一步跨千年的民族史的重要注释。”

《悬崖村》是糅合了作者以记者身份展开的十多年调研的一手材料撰写而成,几易其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共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个部分,分别名为“藤梯之路”“钢梯之变”和“天梯之上”。

上篇是针对昭觉县阿土勒尔村村民在多年来使用藤梯实现交通的基本情况的描述;正是因为那张孩子上学靠藤梯攀登上下落差800米悬崖回家的照片,让凉山一度成为世界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阿克鸠射既像一名记者,又像一名人类学家,他进行了在地性的民族志写作,并将地方性知识、历史与日常民俗生活相关联。在这一部分,作者从对乡党委书记“猴子书记”灵动的描写出发,娓娓道来阿土勒尔村的险峻、美景、历史、民俗、传奇及英雄人物等诸多方面的乡土经验,十分感人。在论述当地的历史时,他还援引了曾昭抡关于彝族地区调查的研究、关于恐龙化石脚印的历史调查等资料。作为田野调查的在场者,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攀爬悬崖村的经过和私人体验——由于其职业的特性,后来他攀登悬崖村的次数高达数十次。

在中篇,作者更加彰显了悬崖村之“变”。尽管道阻且长,当地政府和地方民众共同促成了一个大的转变,也就是将交通路线从“藤梯”转为“钢梯”,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来,彝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也成为了媒体的热点之一。悬崖村作为一个极为有特点的案例,也肩负着更多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底色。作为观察者和亲历者的阿克鸠射,更是了解并如实记录了这个媒体聚光灯下的乡村所发生的变化。尤其精彩的一段是,当地村民在没有建筑公司愿意接手钢梯工程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力量将钢材和原材料通过悬崖人工背到山上,为改变村里的交通共同努力。

下篇则是关于悬崖村日常生活中最新的变化。阿克鸠射这一部分的写作罗列了相关数据,显然更加侧重报告文学的一般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洪流中,位于大凉山腹心地带的乡村该如何应对?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网络化进程?当地的村民显然选择了积极面对,网络工程的实施进程十分迅速,而教育资源的优化、儿童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都顺利进行着。发电、网络、经济作物、旅游开发这些与工业化相关的名词均进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直播软件这样即便是在东部地区也可以称得上新兴的生活方式。作家用白描式的写作显示出外界和当地人共同的努力。在即将结尾的时候,作者又结合了30年前自己接受教育的情景,考量了当下民族教育的进展。

诚然,作家阿克鸠射将其《悬崖村》定位为报告文学,但我在他的后记中看到,通过他自己个体经验的梳理和反思,实现了民族志和非虚构写作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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